你的大脑，有时候你感觉无法主宰自己的心灵。很多患过
产后抑郁症的病人都以为，她们再也无法摆脱病痛的折磨了，然而现实是，大多数都康复了。
黛安娜·林恩是一个临床医生，1992年生下女儿后，她先后接受了4次抑郁症治疗。她在日记中写道，“疼痛像潮水般袭来，胸口似烈火般燃烧。我试图克服这种痛苦，但总是失败。”
但最终黛安娜并没有失败。在长达3年的治疗过程中，她找到了一条缓慢康复的方法。现在，她是产后抑郁症国际支持协会的主席，她的工作主要是帮助那些患有
产后抑郁症或者神经紊乱的妇女。
黛安娜说：“患者常常害怕自己不能康复，实际上，这种病是可以治好的。”
专家指出，首要的也是最大的障碍就是要确认病情。很多患者遭受巨大痛苦，但是并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。
艾米是一名人力资源总监，1998年生下女儿后，也同抑郁症斗争了3年。那段时间，女儿不在身边，她除了睡觉就是哭泣。大学时艾米就患过此症，但是，没有人告诉这种病史还会影响到她的
产后。
艾米说：“我的医生没有告诉我，我到底怎么了，我也不想告诉别人，因为我不想让人以为我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妈妈。”最后，艾米的丈夫建议她去看精神病专家。在尝试服用三种不同的药物后，艾米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药物。
艾米说：“在服药前，我感觉走路时头晕目眩，服药后，
生活才变得正常起来。”
专家指出，除了药物治疗之外，
情感支持格外重要。有相似经历的康复患者的帮助对于病人的复员极其重要。艾米不清楚是什么让她彻底康复，她把这归功于一名诊断出她的病情的医生，当然，还有自己坚持活下去的决心。
寻找女儿死因的母亲们
一个医学图书馆里，正在召开一个精神
健康会议。参加会议的除了专家外，还有一些因
产后抑郁症失去爱女的母亲们。她们当中有梅勒妮的母亲、有詹尼弗的母亲，她们正在自我介绍：
“我是卡罗尔·布劳克，我女儿因
产后精神错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”
“我是约翰·玛德，我的女儿和卡罗尔一样也因
产后抑郁症去世了。”
这些原本素不相识的母亲来此的目的却是相同的：搞清楚她们的女儿为什么在刚刚
分娩后就患了抑郁症，而且很快自杀，以便此类悲剧不再出现在其他人身上。
一看就知道，布劳科和玛德是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人。卡罗尔是一位黑人，身材娇小，言行拘束；说话时，手总是要去抚平衣服的皱痕，掸掸身上的面包屑。而玛德则是一名白人，高高的个子，金色头发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当年做模特的风采。
她们临时住房的布置却很相似，房间里空气清新，到处都堆满了她们搜集来的材料：录像带、宣传册、医学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，还有好些讲述如何克服抑郁症的旧传单和铺满地毯的旧照片。
其中一张是詹尼弗·玛德的结婚照，照片上，詹尼弗穿着结婚礼服，幸福地挥动着手臂。
一张是詹尼弗1
2岁时坐在湖上一条木筏上，双手抱着膝盖，一缕黑发垂在她的肩头。
另一张是梅勒妮·思德柯怀孕时的照片，照片上，她的腹部高高挺起，好像要冲破裹在肚子上的红围巾。
还有一张梅勒妮20岁时拍的照片，她坐在一辆汽车里，怀里堆满鲜花，就像一个回家的公主。
从这些照片中，你不可能看到不祥之兆，更无法想象詹尼弗会走上高架(铁路)列车轨道，高举着双手，结束一生；梅勒妮会整齐地叠好临终留言，从12楼跳下去。
剪报还在抽屉里。她读到梅勒妮自杀时，她心想，这事不会发生在她家身上，不会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，所以就塞进抽屉了。她拉开抽屉，寻找梅勒妮妈妈的名字。通了电话后，他们相会在卡罗尔所住的公寓门口，拥抱在了一起。
“早知道我们早就认识了，”琼说，“也早就相互喜欢了。我们连处理伤心的方法都如此相像：不是大哭就是大笑。”
此后，这两个妇女不时见面。卡罗尔说服琼和她一起做广告，做幻灯，供电影正片前播放用。该幻灯告诉孕妇和
产妇，假如她们情绪低落，应该接受治疗。她们加入了伊利诺斯产后抑郁联盟，这是一个由专家和热心参与者组成的组织，目的是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并有效地治疗
产后抑郁症。
卡罗尔计划在湖边搞一个集会，她订制了黑气球和像婴儿奶瓶形状的海报，在海报上写着那些自杀或者杀死
婴儿的母亲。她不清楚活动的效果怎样，但是，她希望活动能成功召开就足够了。
集会举行的那天早上，突然下起了雷雨，卡罗尔担心不会有人来。然而，不久，断断续续地来了300多人。卡罗尔和约翰·玛德带着队伍开始走上大街。卡罗尔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年妇女穿了一件衬衫，上面印着一个年轻妇女的肖像，旁边写着，“贝丝，我们想念你！”卡罗尔跑过去紧紧抱住了那个妇女，拉着她一起走在了队列的最前面。
游行队伍在雨中继续前进，泪水顺着卡罗尔的脸颊流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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